国民团结是多元族群的大马一贯强调的基本国策，只不过，要如何团结则未有定论。从政府的政策走向来看，把各源流的学生纳入同一教育体系，甚至在同一屋檐下上课 可说是一贯的政策走向，政策措施就以宏愿学校、国民学校为首选。

这种政策似乎也受到不少一般上被视为开明人士的欢迎，如詹德拉（Chandra Muzaffar）、哈仑哈欣（Harun Hashim,已故）或最近被官方委任负责写族群关系学教材的三苏安里 （Shamsul Amri Baharuddin）等，大体上均认为多语文源流教育是有碍国民团结的。彼等存心虽善，看法却不一定正确。

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坚持平等待遇、多元竞争的母语教育活动家也得有一套应对理论，方能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，以免动辄被扣上极端主义或破坏国民团结的标签。

若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未能有效化解，将模糊政府施政重点以及公共政策理性讨论的空间，也不易凝聚现代社会需要的公正兴论，损害国家的团结与发展。因此，只有为政 者先能够「致虚极，守敬笃」（即捞空自己，勿有成见），才能创造出一个值得信赖的结构体，各族群间不计较先后你我，不要自我混淆，就不会有认同的困忧。也不会因为这样的 困忧，徒增国家的内耗，腐蚀了全民的团结。

我想，若整体政策得当，且运用得宜，教育应有促进国民团结的功能。只不过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通向国民团结的道路，方式并不只一条，也无须限于一条。实则，保持 多元开放与多元并存、公平竞争反而易趋于僵化与抗拒改进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公民的正当权利与自由选择应受到保障与高扬，而非任由精英操控。

就多语文源流学校来说，重点应是教育的内容：只要内容正当，用什么语文教育均无碍于国民团结。比如说，仁义礼智信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均存于各大文明、宗教与语系 之中。反过来说，同一文明、宗教和语系之间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者，如同一马来回教徒中，便有传统派、现代派、基要主义派、自由主义派、折衷派等等，这些不同的 思想倾向者若不具备一些基本的普世伦理与人权思想，同样会搞得四分五裂。约言之，重点在于内容、价值、程序理性等，若这些基本要素缺位，甚么单一信仰、单一文化、 单一民族、单一语文都无助于团结。可见，手段（语文）与内容间的轻重缓急，优先顺序是一目了然的。

就人际交流而言，不同语文源流的受教者即便不是在同一空间结构、组织里上课，也可进行有计划、有组织的群际交流。毕竟，事在人为。进而言之，若整体政策失当，学生 的父母本身带有偏见或社会本身就有问题，强制不同源流者同在一起，其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。一句话，重点还是教育内容、政策方针、社会风气等；就教育内容而言，普世伦理、 人权理念等最基本的要求应先到位。尔后，在这条件下自由交流方为是。重点则是自由与自愿而非强制。

子日：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一个个人、公民或任何群体若具备了人之所有为人的基本价值，是否常粘在一起，已成次要。毕竟人各有志，不是所有人均喜欢常与人（不论是否同类）黏 在一起的。对喜欢张扬个性者来说，有点黏而又不很黏反而是更佳的方式。当然，这样说不等于否定交流价值。

从保扬多元文化或文化、宗教、语文多样性的角度而言，分中有合，合中有分实为更佳的两全其美之方。伸言之，若各个不同的文化、宗教、语文群体可在享有自主性的条件 下与非本族、本教群体在共同课题上，如社会不公、贫穷、贪污、生态环保、治安、效率等方面共同面对的课题，国民团结便已实现。至于不同群体间是否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更亲密的交往， 则应诉诸个人选择，也就是宜鼓励而不宜强制。我们应学习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权……只要没损及他人的权益。

在这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进展、人际交往更为广泛频繁的当代，19世纪发达于欧洲的那种一个国家、一种语文、一个民族、一种文化的民族国家（nation state）可说已落后于形势。欧洲 人本身亦已成形。从后发优势（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）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否更应明智地选择其善者而从之？

其实，不论任何群体，只要在地理或观念上为其划上界线，这人为的有形或无形的界线自然会不由自主地形成，实无必要再人为地强化之。比方说，只要大马这个国家在地理上有 其明确界线，其享有共同公民身份的成员自然就会生出彼此为同一国民的成员感（共属意识），以及对这乡土乡亲的人文依恋之情。

以瑞士为例，这个多元文化、语文、群体（德裔、法裔、意大利裔等）的中立和平国，便是成功的分中有合的多元并存国，而且也是世上人均所得最高之一的先进发达国家。 在瑞士，各族裔都享有高度的语文与文化的自主权，但不同族裔之间也能成功地以这多元性为自豪的立国基础。瑞士能，何以大马不能？

谁说分（语文、文化）中有合（共同的公民身份与共属意识）、合中有分不可能？结构上（空间或组织）的分立不必然有碍共属意识的生成。重点是，是否有正当的体制、 政策、无差别的公民资格、公平待遇、法治、得当的社会保障、国民的素质等。一味强调结构上的大一统反而会弄巧反拙。更何况，在这流动多变的当代，人的我群观也可能出现更多样的形式与组合。

比方说，有人便用「游移变异的我群观」（注1）或「本土情怀，区域网络，全球视野」（注2）来形容当代的新加坡华人。有人甚至用「全球我」（注3）来形容自己 （意为有根的天下主义者）。尽管大部分的人民不一定具有这种多样的「我」或「我群」观，分中有合依然是可欲与可能的。对善舆利用多样性者而言，结构上的多样性反而有助 于其自我培养为可自在地进出于双文化或多文化、多语文的双文化或多语文人，进而强化国民竞争力。（注4）

因此，马来西亚社会的多样性或罗杂性（Rojakness），本就是亚洲的缩影（microcoism）,若能在思想感情上把这集亚洲多元于一身的罗杂性好好发挥，这成就本身就足以 构成独特的大马个性。这个成就，这个分中有合的罗杂性，正是大马用以建构国民自豪感与共属意识的关键构件。约言之，这是个开不开窍的事宜。如古语有云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，人我之益，在于共济」， 成哉斯言，若不善加利用就太可惜了。

就理想而言，理想的社会应是最大限度的认肯的社会（Community of Consent），而非完全命中注定（Community of Descent）或强制化多为一的社会。所谓认肯， 意味着应为有一定数量的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平等待遇的选择。至于要化多为一或保持多样，则诉诸个人或群体的自由选择，这才是合乎人性、理性、普世伦理与人权的行为 准则。多样性的功利价值（或善于利用），只是其附加价值，而非根本价植。启蒙时代的理性与人道主义者伏尔泰（F. Arouet Voltaire）在流亡英国时曾言： 「英国或只有一种宗教，它将会变得专制独栽；若只有两种宗教，它将会内斗不休，而英国有约三十种宗教（教派），故得享国泰民安」是句很值得玩味的警句。

注释：